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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和苏轼关系到底怎么样?乌台诗案王安石为什么要帮苏轼求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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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与苏轼两个人,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敌,王安石坚持自己的变法,而苏轼是站在反对变法的一方的,所以两人很明显是政敌。然而,当乌台诗案爆发之后,苏轼的结局是非常惨的,为什么这时候,作为政敌的王安石却出面为苏轼求情?政敌难道不是巴不得对方早一点被踩在脚下吗,王安石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?

王安石和苏轼关系到底怎么样?乌台诗案王安石为什么要帮苏轼求情?

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“政敌”,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,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。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,到南京拜访早已“裸退”的宰相王安石。伟人相会,飘逸潇洒,友谊超迈,人品风流,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。

宋神宗登基,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

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,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,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。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——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也称“万言书”。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“吏治改革”为切入口的教训,换成以“经济改革”为切入口。

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,国势陷入“积贫积弱”困局。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。然而,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,与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,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,心灰意冷,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,此时虽然都是宰相,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: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,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“留中不发”的冷处理。

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。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,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。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,就已经是王安石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的粉丝。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,几个月后,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,并以“越次入对”的殊礼,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,最后以“师臣”礼遇入阁拜相,推出了震古铄今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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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,“满肚子不合时宜”

有一种观点认为,如果“王安石变法”成功,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。他那“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,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”和“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”的经济思想,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,然而,历史的悲剧在于,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。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、毫不妥协的政治家,仅从《答司马谏议书》我们也可以看到,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。

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: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。用苏东坡的“红颜知己”王朝云的话来说,他是“满肚子不合时宜”。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: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,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,非常富有感染力。

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。然而,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。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,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,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,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“政治小动作”,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,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。直到苏轼做主考官,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,越过了政治争论,属于离间君臣的“政治阴招”了,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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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归隐钟山,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救苏轼

到熙宁九年(1076年),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,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,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尖,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,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,才急流勇退,归隐钟山。

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,也就是元丰二年(1079年)三月,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,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《湖州谢上表》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。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。他在杭州当通判时,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,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,就曾在“与轼论旧”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,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“政治问题”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。

这次在《湖州谢上表》中,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: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可牧养小民。”——这里的“新进”和“生事”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: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,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,指责王安石变法是“生事”;苏东坡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“新进”。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,他的《湖州谢上表》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,那些正在朝廷上“生事”的“新进”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。

于是,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变法派“新进”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,给他扣上“愚弄朝廷、妄自尊大”等政治帽子。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,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。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,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,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“乌台”,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李定等“新进”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,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。

在整个“乌台诗案”过程中,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。据史料记载,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,一位是其弟苏辙,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,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:一位是他一生的“冤家朋友”章惇,另一位便是王安石。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“因言获罪”的政治斗争手法。苏轼虽然恃才自傲,但操守严明,光明磊落,是个君子。“岂有盛世杀才士乎?”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,“乌台诗案,上以公疏入方决”。于是,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,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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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逢一笑泯恩仇

“黄州四年”后,苏东坡来到江宁。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,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。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:“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!”王安石则拱手而笑:“礼岂是为我辈设?!”

这一对原来的“政敌”旋即超越政治藩篱,还原成潇洒飘逸、风流千古的“唐宋八大家”——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,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才子身上。

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、谈诗论佛将近一月。

他们都出入自如,进退美丽,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,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——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,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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